制度是怎样一步步变成“最大的错”-商务指南_商务服务

据全国总工会不完全统计，到2004年11月中旬，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约有1000亿元。而为索回这1000亿元欠薪，整个社会需要付出至少3000亿元的成本。

　　这是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针对进城务工青年维权成本所作调查得出的结论（6月9日中国青年报报道)。

　　从“一个农民工的月账单”到每逢两会时代表与民众的疾呼，再到这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农民工的境遇之痛、失权之殇，早为我们所熟知。但奇怪的是，公众的高度关注以及政府的几番动作，似乎丝毫没有减免农民工的继续失落和受伤。

　　人生是一场比赛，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图海纳则把千百万人组成的现代化进程称为一场马拉松。马拉松有两种结局：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被甩出去的人，甚至已经不再是社会结构中的底层，而是处在了社会结构之外，这是第一种结局，它完全服从于强者通吃的丛林原则；在马拉松中，虽然不断有落伍者，但有一只背后的手推动着他坚持下去，而那些已经跑不动的人，则可以被这只大手托住，不至于摔落到地上，再也爬不起来，这是第二种结局。

　　两种结局，完全依赖于制度这只手的作用。

　　农民工当初进城，被迫而无奈。城镇化的浪潮来得如此迅猛，大量农民必须寻找另一条活路，在狭窄的城关形成一眼望不到尽头的人流。如同一场最漫长的马拉松，大家都开始在同一个起点起跑：大多数只受过中等教育，几乎不具备什么专业技能，所能从事的主要是低附加值的工作。他们极力想跑起来，但拥挤在一个过度密集的劳动力通道，与21世纪的社会显得那么格格不入。现代化对个人素质的高要求与农民工自身“知识结构性断裂”之间的尖锐矛盾，这不是制度的错。

　　被拖欠工资、被压制着长时间高强度劳动、各种权益如墙上的油漆不断剥落，这是一个农民工的典型化生存。大规模的雇主侵犯农民工权益现象下，农民工的路越跑越逼仄，许多人有支撑不住的脱力感。农民依赖有限能力争取社会容留空间与企业肆意排斥农民工权益之间的严重冲突，如果制度一开始就在坐视，等于把原本狭窄的农民工跑道一点点切割出来，还能“跑”下去的农民工没路可跑了，这是制度的错。

　　按照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针对进城务工青年维权成本所作调查得出的结论：为了要一个处理结果，有的农民工仅仅在向劳动监察大队举报阶段就要花出几百元至上千元的交通费、食宿费等费用。农民工维权成本已超出他们实际被拖欠的工资。农民工寻求制度支撑的最后希望与“制度成本反大于无制度成本”的怪异悖论，彻底锁死了农民工突围的最后路径。由于依法维权程序繁琐，付出巨额成本后许多权利不能得到维护，或者处理结果不能弥补其维权过程中付出的巨额成本，许多农民工放弃了对制度的依靠；由于相信制度不如相信自己，有的农民工选择了极端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鱼死求网破，以破釜来沉舟。马拉松变成了一场残酷的、丧失了游戏规则的搏杀，制度就是造成黑色结局最大的错。

　　制度与人的关系往往纠缠在一起，我们可以指责执法者的不为与渎职，但当我们继续追问：为什么无良的企业可为刀俎，农民工只为鱼肉？为什么执法者可以不为，把职责挂在墙上任凭风吹？为什么按照现行的规定，农民工的上门求法要经历如此漫长的折磨，最终仍不可得？这一切，难道不是制度的缺陷所造成的吗？这种人性贪婪、暴戾、短视等弱点与制度沉默之间的鲜明对比，我们是改变人呢，还是改变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