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抵制洋货的百年轮回-商务指南_商务服务

无可否认的是，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部分西方人产生了某种忧虑乃至恐惧的心理。但是，无论如何，飞禽不可能退化为走兽，中国还将与整个世界一道在更加全球化的环境下发展演进，在这样的时代，抵制某个特定国家符号的一切事物，更像是遥远时代的回声。

百年抵制潮：

抵制的兴起与轮回

百年华洋冲突，抵制浪潮的起落，伴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与对抗。在世界已经有了紧密联系的今天，抵制更多的只具有象征意义，更多的是一种过去时代的回声。

■莫之许

百年抵制浪潮的起起伏伏，伴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进展。在一开始，抵制指向的是倒退回封闭自足的过去；到后来，抵制是对于外来压迫的反应，也夹杂着长期屈辱形成的敏感和偏激；再往后，抵制有了意识形态的内容，受不是东风压倒西方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零和思路所支配；到与世界已经有了紧密联系的今天，抵制更多的只具有象征意义，更多的是一种过去时代的回声。

第一回合：当走兽遇上飞禽

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犹如从走兽转变为飞禽。1840年，传统的老大帝国遇上了新兴的现代民族国家，并一败涂地。当时的飞禽，双翼的一边是用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民族国家，一边则是全球市场体系下的开放贸易；而当时的走兽四条腿分别是：天下观念下的帝国及其朝贡体系、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普遍的自然经济、儒家道德所维系的社会秩序。

由走兽变为飞禽的漫漫长路，既要从帝制国家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尚要融入到全球体系当中，这一艰难的任务，并没有立刻成为老大帝国的选择。由于西方和中国的距离遥远，军事威胁犹如暴雨狂风，有时而歇，一旦现实的危险消除，老大帝国又顽固地试图回到过去的状态。

建立在普遍的自然经济之上的官僚制大帝国，社会秩序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仰仗儒家道德的运行，而不是法律对相关利益冲突的调整，“息讼”、“崇本抑末”等等措施的推行，“存天理灭人欲”等道德价值的张扬，在根本上都是为着减少利益冲突，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反之，市场体系建立在个体利益的张扬和追求之上，并通过法律对利益冲突进行调节。两者之间的关系犹如冰之于火，难以并存。

即使西方凭借坚船利炮撞开国门，并试图通过不平等条约将全球市场体系强加于中国，但在1840年和860年这两次战争期间，被大炮撞开门户的国度，并没有准备接纳外来事物，而抱有深深的警惕和拒绝。自上而下，天朝的人们依旧幻想着有一天外夷带来的噩梦会自行消失，至多只是边疆的一些些微干扰，古老的帝国还将在自身的逻辑下继续运转下去。

在当时租界里的英文报纸和使团官员的报告中，充斥着外国人已得其门，却依旧难以深入的抱怨。1846年第一次排外风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迫于条约压力，广州官员被迫允许英国人入城居住，但是，民意对此一边倒地反对，甚至，愤怒的怒火直指当事官员。面对愤怒的拳头和石块，广州知府仓皇逃窜，衙门也被一把火烧掉。要知道，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种举措不啻是在造反。反过来也就表明，当时的社会意识是何等地拒绝华夷杂处的前景。或许，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真正含义，指的并不是坚船利炮所带来的强弱悬殊，而是走兽必须变为飞禽的痛苦转变。

抵制英人入住城内，其实是在捍卫传统社会的纯洁性，是一种试图维持传统方式的努力。不幸的是，飞禽既然已经飞临上空，它就将一直在此盘旋乃至栖止，全球资本主义的进程势必将所有非西方民族纳入进来。

第二回合：当走兽学习飞行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再次失败，真正开始了走兽学习飞行的进程。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走兽开始向飞禽学习。但是，毋庸讳言，这一阶段的学习相当肤浅和表面，并没有认识到飞禽的双翼——近代国家体制和市场体系——才是腾飞的关键，只看到了飞禽的尖喙利爪。官办几个制造局，引进几只舰队，训练若干新军，洋务运动只不过让走兽磨利了一点爪牙，却依旧在地上匍匐爬行。

甲午战争表明这种学习的无效，而日本的成功则昭示，非西方民族完全有可能学会飞行。一正一反的刺激提醒这一时代的社会精英阶层，传统社会形态不可延续，走兽必须转变飞禽，彻底的转型势在必行。这种思潮直接催生了维新变法这一试图激进地由走兽变为飞禽的努力。在短短的一百天内，如雪片般发下的诏令遍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其目标不再局限在器物层面：变革政治制度，实现君主立宪，以迈向民族国家；以市场的方式发展农、工、商业、兴办新教育，以全面吸收外部事物并最终融入全球体系。在这样的努力覆盖之下，丝毫没有抵制的存身之所。

激进的努力让保守势力惊恐万状，后者的反扑扼杀了维新变法。但是，保守势力可以集结起最后的力量扼杀新生力量，却不可能自己来完成这一转变，面对内外交困糜烂的局势，保守势力注定束手无策。于是，在社会上层中的求新求变势力被压制，而上层中的保守集团又一筹莫展的时候，义和团这一来自社会底层的力量，以传统社会中最为边缘的资源为武器，而出现在了历史的舞台上。1840年以来，外部的刺激和屈辱不仅通过一次次战败以及随后的赔偿强加给了社会的底层，外来的经济和文化力量也在时刻挤压他们的生存空间，当社会上层不足以应事而使得他们登上历史舞台之时，底层生存本身的局限，对外部事务的知识空白，使得他们所亮出的旗帜，不能不是对外来势力最坚决的反对,和对所有外来事物的全面抵制。

义和团的出现，可以看作是濒临绝望的走兽最后的反抗。义和团的失败，标志着以回到过去的封闭自足为目标的抵制的结束。这个民族，从此开始了全面的转变，并以此来应对飞禽的挑战。

第三回合：当走兽长出双翼

在1905年这个年头，既有废科举和五大臣出洋考察这样划时代的举措，也有抵制美货这样的民间自发行为，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反差更能说明当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吗？在当时以及随后的几十年间，一方面，是中国已经不再拒绝向西方学习，而是开始以西方为榜样和老师：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建立、实业救国口号的盛行，都显示出由走兽向飞禽转变的努力，毅然告别了回到封闭的幻想之后，曾经庞大的走兽于今成了破壳而出的菜鸟。而在另一方面，则是此起彼伏的对外部欺凌和羞辱的自发抵制和反抗。既是老师又是强盗，或许就是当时人对西方的看法吧。

从理性的角度，向民族国家的转型，融入全球体系，最终可以改变落后的面貌，给落后民族的所有人都带来更大的福祉。但是，落实到现实中，这一过程却注定充满艰辛、辛酸乃至屈辱。在列国竞争的舞台上，从来就没有温情可言，尤其是在19世纪下半页到20世纪上半页的这一段时间里，各式帝国主义呼啸来去，刚长出双翅的菜鸟中国，显得那么弱小，委屈挣扎于不属于自己的舞台之上，随时都面对来自他国的欺凌：

1905年，美国要求续订于1894年签署的《中美会订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款》；

1919年，巴黎和会上，日本要求继承德国在华利益；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吞并东北；

所有这些来自外部的欺辱，都引发了民间自发的抗议，当弱小的民族国家政权无法有效抵御外来欺凌时，社会被迫做出了强烈反应，运用抵制这一工具，试图发出自己最后的怒吼。有若干研究表明，这种抵制在经济上是不合算的。但是，在这样的时刻，理性是没有说服力的。在当时落后的通讯、交通和教育条件下，抵制的风潮能够席卷全国，本身就显示出弱小民族的不甘与挣扎，具有充分的正当性。

然而，初生的菜鸟必须在相互往还中锻炼成长，离不开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与外部世界正常交往。可是，积弱的国情，不可讳言同样落后的民情，必然造成在这种正常交往中出现诸多的不和谐乃至争端；强者的骄傲，自居先进的高人一等，也随时会在正常交往中显露无遗。于是，以怎样的姿态与外部世界往来，对于当时所有的中国人来说都始终是一个问题。

随着交往的增多，中国人的自我认同不可避免地掺入了他人的视角，他者的视角下强化了民族认同。而另一方面，因长期的不平等而变得敏感的心灵，对来自他者的歧视与偏见，也更加难以接受。在高涨的民族认同和敏感的心灵的双重作用下，对部分甚至个体中国人的伤害，都可能会被看作是对全体中国人的伤害；反过来，即使伤害仅仅来自特定的外国人，也可能会被看作是整个国家的过错。就这样，在20世纪上半叶这个万方多难的救亡之秋，一种合乎情境但未必理性的情绪，被深深植入了这个民族的文化记忆当中，任何的歧视和偏见都有可能会被看作是对全体中国人的侮辱和挑战，而招来极大的愤怒和还击；而还击的目标所指，也不仅仅局限于当事的外国人，而是指向了具体行为人所属的整个民族国家，并波及到所有带有这个民族国家符号的一切事物。

就这样，抵制某货这一行为从此混杂了两种可能，它既可能是针对国家行为，从而具有充分的正当性，但也可能是针对民间行为，而不能不说是一种过度的联想和放大，而不那么具有正当性。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伤害看似围绕公共场所的观念之争，但在当时，却不能不演变成一种全面的民族情绪。这种因长期屈辱而激发的民族情绪，敏感而不无极端。尽管我们必须理解甚至尊重这种情绪，但是，由于这种情绪往往过于轻易地将民间交往中的特定伤害与作为国家行为的侵略欺凌相联系，从而混淆了正当有益的相互交往与国家间侵略欺凌的界限，成为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当这种思维因为长期的历史屈辱，尤其是因为侵略等国家行为而强化之后，就进入到我们民族的文化记忆当中，成为了朱学勤先生所言的某种“病灶”，一有条件，就会在随后的岁月里屡有发作。

第四回合：当走兽变为飞禽

历经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的最终建立，由帝制国家向民族国家的现代转型基本告成。由于历史的特殊缘由，中国加入了东方阵营，以一种新颖的方式展开了自己的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