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躲不开“绿色改革”
(发布日期：2005/9/5 10:3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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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2002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日前发行。报告提出，中国正站在可持续发展的十字路口——
中国目前正站在可持续性发展的十字路口：一种是继续沿袭目前政策的“危险之路”，另一种是更加主动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可持续性发展的“绿色改革之路”，而后一种道路则是中国的“必由之路”。
这是6月28日出版的《2002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提出的观点。该报告是由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同编写的。
环境问题使中国损失3.5％－8％的GDP
报告分析了中国环境面临的诸多挑战。
土地资源大规模衰退。中国土地的2/3以上是山地和沙漠，可用于人类居住和发展的有效土地十分贫乏。人类与土地之间关系的紧张情况进一步恶化，与之相伴的是大规模的草原退化、以及沙漠化、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盐碱化、土地污染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水已经成为中国最短缺的资源。中国有7亿人口不能获得安全的水源，由于地理分布极为不均，部分地区遭受着世界上最严重的水资源危机。
中国许多城市的空气质量都远远低于国际标准。世界发展指标表明，世界受污染程度最高的20个城市中，有16个是中国的城市。
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中国日益恶化的环境破坏着由于收入增加应该带来的好处。人民健康受到威胁，污染是呼吸道疾病和诸如癌症等慢性病发生率提高的原因，一些大城市空气中悬浮颗粒处于世界最高水平，这已成为导致肺病的主要原因。中国作为世界上最贫困、受污染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面临着在当前的发展目标与长期可持续发展之间经济分配的艰难抉择。由于污染，每年中国大城市有17.8万人死亡；由于空气污染，中国人每年损失740万天工作日。世界银行估计说，环境污染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损失，相当于中国GDP的3.5％－8％。
中国处于十字路口
“中国目前正站在可持续性发展的十字路口。”报告分析了两种未来前景：一种是继续沿袭目前政策的“危险之路”，另一种是更加主动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可持续性发展的“绿色改革之路”。
中科院生态环境中心国情分析室研究员王毅对报告的论点做出了总结。他所谓的“危险之路”，更多的指的中国面临着全球化的压力。首先，中国加入全球化的浪潮中，卷入全球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将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随着制造业转移，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污染转移。其次，如果中国按照现行工业模式走下去的话，从而达到美国那样的规模，将对世界是个灾难的结果，更不能避免“先污染、后治理”这种模式。虽然中国目前每单位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随着技术效率的提高和污染控制手段的改进而下降，但经济活动规模的成倍增长将淹没这一切。
所谓的“绿色改革之路”，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如何利用市场机制提出综合的环境和经济政策；二是政府和社会间建立一种合作关系和互动机制，共同为环保发挥作用，这需要通过一种社会制度的创新来实现；三是必须发展绿色工业和绿色消费；四是要通过技术创新，能使新技术更多地考虑环境，包括设计本身和循环经济问题。
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信息部主任主席和该项目小组组长阿诺（Arno Rosemafin）先生说：“中国应该针对工地安全、城市环境、土地使用、渔业、洪水控制、沙漠化、水土流失、植被恢复和回收利用这类问题进行改革。应该制定绿色发展政策并加以实施。”
政策制定应该针对驱动因素
报告指出，治理环境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应该考虑到其驱动因素。
中国的环境问题的内在驱动因素包括：人口的增长与迁移、“快致富、后清理”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战略、各种不平等因素和贫困、公众的环境意识的淡薄、消费水平的增加和技术进步、能源使用量上升、交通运输的增长等问题。
报告认为，现行的政府分工合作体制，对于资源管理和环境的管理非常方便，但是对可持续发展是不利的。它把生态系统中的要素给分割开了；把资源的生产功能和生态功能分割开了；把资源和环境分割开了，这种分工模式不利于今后中国部门协调的互动机制的发展。
另外，过去的一些政策之所以比较被动，主要是因为没有针对驱动因素。环境政策应该从过去依靠行政命令，变为现在不断地依靠法律手段，走向更加市场化的方式，以比较低的成本来变革环境，这包括价格机制、取消补贴等政策。政府制定面向驱动因素的政策，一方面经济政策必须考虑环境内容，比如要考虑循环经济，一种产品出来后，如果没有回收处理的方式，就不能让其上市；另一方面必须制定新的环境政策，这不是限制经济的发展，而是促进和规范经济成为绿色的经济。
阿诺（Arno Rosemafin）说，中国将在报告中提出的“危险之路”和“绿色改革之路”之间进行选择。“中国正在选择，”他说，“也不得不进行选择，但需要有人推动。”该报告的作者之一、前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部主任吴昌华对中国环境的未来持乐观态度：“这需要比现在正在做的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她说：“有两件事至关重要。一个是选择，另一个是政府改革的未来。中国似乎已经选择了可持续性的未来，但是现在需要中国政府和人民付出更大的努力，制订更多的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