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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有关方面的领导非常体察各行各业头面人物的微妙心态，特意选择了３０３个资本家的代表人物，采用极其温和的“背靠背”的方式进行自查，各厂各店职工的揭发与他们并不见面。同时有关方面还定下一条明确政策：资本家同仁相互之间聚餐吃饭不能算什么问题，发发牢骚也是人之常情，要他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这一下沈莱舟算是吃了定心丸，他带头一口气交代了自己偷税漏税的一些问题，故意夸大其词，将自己违法所得的金额交代为８万元人民币。结果人民政府经过反复核查，砍去一半，核准为４万元，收缴国库。源兴祥定为犯法户，关门大吉。后来刘新罗回到上海，还被关了几年。考虑到源兴祥的因素，恒源祥被定为半守法半违法户，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在政府核定的５项标准中位处中游。
经过“三反”、“五反”运动，１９５３年迎来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的一个高潮，各行各业供销两旺，工厂开足马力生产，绒线价格虽然提高一成，但全毛绒线和好的花色品种依然供不应求。单单这一年，恒源祥就足足赚了２０万元人民币，１９５４年春节，沈府上下笑逐颜开，沈莱舟给上上下下都发了一只大红包。以后他多次提到这一年，将１９５３年称为“难忘的１９５３年”！①
１９５６年１月２日，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刊登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当时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曹荻秋与沈莱舟亲切握手的情景，曹副市长代表上海市人民政府热情地向沈莱舟表示祝贺，祝贺上海市绒线行业在整个上海市的商业系统中，第一个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大合营。
其实，对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俗称公私大合营），从１９５５年就开始了。当时许多民族资本家走上公私大合营的这一步是自愿的，但也有人心存忐忑。然而沈莱舟的心却是真诚的，他是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的政策，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企业交出来，一心一意地走公私合营之路。这里面是有历史原因的。
１９５５年初，市有关方面提出了要对８个工业行业进行全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沈莱舟代表裕民毛纺织厂参加了毛纺业召开的会议，随即提出愿意将由他控股的裕民厂、恒丰厂以及恒源祥染织厂一并交给共产党，进行公私大合营。经过反复的酝酿讨论，经过市纺织局的批准，公私大合营成功；由于裕民厂厂房大，经济宽裕，产品销路好，于是就由裕民厂牵头，将恒丰厂、茂新绒线厂、恒孚毛纺厂、振兴毛纺厂等统统合并到裕民厂里来，成立公私合营裕民毛纺织厂。沈莱舟担任裕民毛纺织厂的总经理，他的二儿子沈辑丞担任私方副厂长。同时按照当时的政策，每年给予沈莱舟定息５万元人民币，他每个月的工资有人民币１０００多元，就连沈辑丞每个月的工资也有４００多元。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当时毛泽东主席拿国家干部一级薪水，工资也只有５００多元。而当时的一个大学毕业生，经过１年实习，转正后的工资为６０元。
沈莱舟心甘情愿地把厂交出来，除了他出身贫苦等诸多因素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所创办的恒源祥染织厂经营不善，从来也没有赚过钱。
注：① 见沈莱舟回忆录《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刊《统战工作史料、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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